《被统治的艺术》｜明代底层军户是如何利用规划，谋求自身利益的？

一本书了解深植中国社会的“阳奉阴违”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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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被统治的艺术》是记录明朝底层政治生活的一本书，它讲述了在明朝兵役体制下的军户们，如何利用规则躲避兵役、攫取利益的历史。这本书从明代的日常政治入手，深入剖析中国文化肌理，透视“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套利”等深植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个明代平凡家庭与国家机构之间互动的故事。

关于作者：

宋怡明，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宋怡明教授熟知福建的风土人情，有近三十年田野调查经验，收集了大量家谱、地方志等一手民间资料，擅长利用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史。

学什么：

1、明代的军户制度和卫所制度是什么样的？

2、军户们是如何逃避服役的？

一、明代的军户制度

什么是军户制度？简单说就是把一部分人群特意划分到军队户籍里，让他们成为军队的主要兵源和核心力量的一种制度。一旦成为军户，这个家庭就必须世世代代为军队提供军人。当然，这不是说这个家里的所有男丁都需要去当兵，而是一个家庭需要派出一名男丁参军，如果这个男丁在战争中不幸去世，这个家族中剩余的男人就需要补上这个缺口。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元朝末年的乱世中崛起，在平定四方、一统天下后，开始着手重建中国社会。朱元璋本打算用元代之前中原王朝的制度作为模板，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革新。但实际上，由于元、明两代挨得太近，在原来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总比推倒重建来得高效，这就导致明代制度在很多方面都参考了元朝旧制，其中就包括世袭军户制度。

世袭军户制度，最早来源于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当时天下大乱，各地常年征战不息，招兵和后勤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西魏有一名大臣叫宇文泰，他建立了府兵制的雏形。这个制度讲究的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是耕种土地的农民，在农忙时耕种，空闲时训练，战争时打仗。府兵参战的武器和马匹自备，全国也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场所，这个场所在隋唐时期叫做折冲府，到了元代，改名为卫所。

如果一个家庭是军户成分，那么这个家庭就需要派出一个男丁到卫所当兵，这种士兵叫正军，这个家族中的其他男子叫军馀。军户的生活很苦，要远赴他乡、戍守边疆，但也享有很多权利，比如政府会给军户分配土地，免除他们的徭役。

军户们任职的所在地，一般都离老家很远，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们当逃兵跑回老家。但卫所的生活太苦，即使没有战争，逃兵现象仍然普遍。朝廷对此也很苦恼，在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都失败后，明朝的嘉靖皇帝决定采用募兵制去招兵。募兵不同于卫所军，它不世袭，士兵们来去相对自由，从中央统治的角度看，募兵制导致中央权力下放，使政府无法完全掌握兵权，但募兵制能有效提升士兵的积极性，在募兵制的军营里，说话真正有用的是将军而不是皇帝或内阁大臣，这让募兵的战斗力明显优于卫所军。

二、优化处境：军户们如何规避兵役？

服兵役对军户来说是他们的义务，但卫所离家千万里，士兵从军的路上很容易因为水土不服感染重病而死。所以，服兵役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让谁去，谁该去，都需要深思熟虑。在这个过程中，百姓们就发挥了自己的机智，巧妙地利用军户制度的种种规则，最小化自身家族的服役风险，甚至做到了规避兵役。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了古代底层群众的“聪明才智”，书中讲的颜魁槐家族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颜魁槐家是福建泉州近郊的军户，但比较特殊的是，这个责任是颜家和当地另一个家族朱家共同承担的。也就是说，两家必须联合派出一名士兵，颜家负主要责任。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颜朱两家被征入伍，颜氏家长颜观田决定先派自己家的子弟去服役，确保两家履行义务，他选择让四子颜应祖去服役，结果14岁的应祖刚到南京没多久就生病去世了。颜观田随后派小儿子接替，结果这个孩子服役没多长时间就当了逃兵。无奈的颜观田又把长子派去从军，颜家长子在西南边疆（云南楚雄）服役30年后去世了。颜观田只得再挑一个人去从军，悲惨的是，这个孩子甚至连驻地都没见着，就在长途跋涉中病故了。

到了宣德三年（1428年），明军兵力严重短缺，朝廷重新清理军户，为了减少非战斗减员，军队颁布了一个“自首政策”，政策规定，那些应该服役但没有服役的男丁，如果主动向官府自首，就会得到宽待，不会被送回原来服役的远方卫所，而是会就近安排。

颜家的后辈颜良兴向朝廷自首，而且成功改编到离家不远的泉州卫服役，服役10年后去世，颜良兴一死，颜家再也没有适龄的男丁了。于是，服役这个重担就交到了过去60年几乎没什么贡献的朱家身上。朱颜两家人都希望朱家派出的这个人能恪尽职守，为了防止他当逃兵，颜朱两家想了个办法，他们两家一起出钱，给新兵准备银两和棉布，目的是用钱来说服新兵留在军队。但效果有限，服役的人还是经常逃跑。

时间到了嘉靖六年（1527年），颜朱两家已经服役了150多年，他们对这种男丁不断出逃、家族不断找人顶补的现象深恶痛绝，颜朱两家共同拟订了一份简明的合同，当兵的人如果能承诺终身服役，并签署了合同，那另一家就拿出一大笔钱给他当盘缠，后来，他们又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就是让服役的人的直系亲属和后代子孙承担兵役，但朱家和颜家必须定期支付银两。这意味着，只要每次出够钱，就可以让自己的家族免受兵役的困扰，对家族是有利的。颜魁槐在颜家族谱里叮嘱族人，要对朱家后人心怀善意，尽量满足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如果他们要更多的钱，给他们就是了。

颜家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多数时候，政治行为往往只是一种平凡日常的互动。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官员要求派一个人出丁，并没有要求派谁，这就给人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间。颜朱两家在共同服役的过程中，就采用了优化处境的策略，把服役的事情落实到具体的某一户头上，避免自己家族的男丁陷入服役的辛劳。这种日常政治中的策略，在底层百姓中广泛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被统治的艺术”。

三、明代的卫所制度

明朝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度，由明太祖朱元璋创立，卫所制具有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色彩，它是一种驻防体系，不是战时编制。明朝初年，全国共设立329个卫，每一卫的编制是5600人，另有65个守御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为1120人，通过这个数据大致可以数出来，明初全国士兵总数约为180万人。

明代的沿海卫所制度，是明帝国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它跟明朝的北部卫所、西南边疆卫所一样，都承担着保卫帝国边陲的重要作用。在东南沿海地区，卫所的主要功能是控制海疆的倭寇和走私，卫所士兵的任务也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士兵们驻守卫所期间，需要在驻扎附近的水域巡逻，而且需要一年两次去前哨岗位停船抛锚，威慑那些企图上岸的走私犯和倭寇。没有巡逻任务的时候这些士兵也不能闲着，每天都要操练，在一些有船厂的卫所里，士兵还需要在空余时间造船。

总的来说，卫所里的生活并不好过。军官贪污，士兵遭殃，士兵领不到军饷，忍不下去了，就逃跑，这就使得逃兵现象越发严重，最终导致东南沿海海域骚乱不断，一群又一群的劫匪沿着海岸线烧杀抢掠。直到后来一批精明强干的明军将领，通过募兵的手段召集军队，又用新的战术才平定了乱局。

那么多倭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倭寇指的就是那些在日本国内待不下去，跑到中国东南沿海兴风作浪的日本强盗。但实际上，这些倭寇中，有一半以上是来自浙江沿海一带落草为寇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假扮日本强盗，参与烧杀抢掠。更严重的是，当时的一些卫所军队也会和倭寇勾结，一起通过沿海一带的走私贸易获利。

在明朝，边境卫所官兵参与走私，与外国人做生意，甚至和海盗合作。不只士兵这么干，他们的长官也没闲着，疯狂地收受贿赂，对非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背靠着卫所和军队疯狂敛财，这才是明朝相当长时间里“倭寇”屡禁不止的关键原因。

四、近水楼台：军户们如何攫取利益？

卫所官兵为什么要参与走私呢？不同人有不同的理由，要么是生计所迫，要么是野心勃勃，要么是投机取巧。但如果抛开这些个人因素，我们也能从明代军户身上看到一些共有的压力。

首先就是卫所内人口持续增长导致的人口压力。根据明朝的制度，去卫所服役的士兵可以携带家眷，也可以在卫所当地结婚生子。在这种制度下，卫所里的人口持续增长，但士兵的工资却没有提高，家里妻儿老小也需要吃饭生活，无奈之下，官兵只能另谋出路。。

卫所官兵参与走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走私和海盗活动中有着普通人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在海禁的国策下，只有沿海军户比较容易接触到船只和航海技术，这些东西在民间是被禁止的，换句话说，这群人天生就有靠海吃饭的资源。其次，这些军户在当地有着比较广的人脉关系，给走私活动筹集资金提供了方便。另外，地方豪强也会参与走私，这些人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军队支持最好，如果碰上坚持原则不支持的，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给军官施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时负责监管走私贸易的人，恰恰也是军户，这种自己既做裁判，又做球员的现象助长了“制度套利”行为。

书中讲了沿海军户勾结海盗获利的真实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蒋继实，他的祖上是朱元璋的老乡，当年跟随朱元璋征战沙场，最后功成名就告老还乡，回到老家福建厦门的福全卫所，他的后人一直担任福全卫所的千户。

蒋继实是蒋家的第七代家主，也是当时的福全卫所千户，主要职责是保卫沿海地区免受倭寇侵扰。蒋氏族谱中说，当地有一伙日本强盗，首领叫李文信，蒋继实李文信与手下大摆筵席的时候发动突袭，生擒了李文信和他的家眷，由于蒋继实立了大功，还从这次行动中缴获了大量赃物，引起了其他军官的嫉妒，他们就散播谣言，说蒋继实和李文信的妹妹有特殊关系，还贪污了一大笔战利品。蒋继实无奈之下把自己缴获的赃物与其他军官一起分了。

但官方史料关于蒋继实的记载又是另一样，其中说蒋继实在军中人脉雄厚，跟自己的上司是八拜之交，和地方上的许多士绅关系极好；另一方面，他和“倭寇”首领的关系，和匪首妹妹的关系更是不清不楚。他攻击的贼船，满载着瓷器，明显就不合逻辑，哪有贼船是装着瓷器的？这明显是别人走私的货船，被蒋继实截获了。不过，不论蒋继实经手的这些财货是什么来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没有物归原主，也没有上交国家，而是私分给上级或手下了。

我们通常认为，只有在国家国力衰败的时候，才会出现大量的非法行为。蒋继实的故事告诉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沿海城市蕴含着财富和权力，也为贪腐创造了机会，倭寇可以在这里大展身手，地方行政机构也可能成为滋生贪腐的温床，甚至成为罪犯的保护伞。像卫所这样的地方，多种行政力量交叠，谁都能管，谁也可以不管，就更容易藏污纳垢。不法之徒在不同制度的缝隙间作案，更难以被发现。

卫所军官之所以能在履职的同时从事走私活动，靠的不是成功避开国家机关的监督，而是利用自己和国家机关的联系。像蒋继实这样的人，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地位，降低了从事走私和海盗活动的成本和风险。明代卫所制度的漏洞和走私的巨大利益，对军户们产生了巨大的诱惑，促使他们投身于走私和海盗这些“行当”中间，造成了一个极其荒诞和不公平的局面，那就是贼和捉贼的人，是同一伙人。 

结语

以上就是《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透过军户的小历史见证明代军户制度的大历史，由百姓的小故事窥见时代的大问题。

本书从明代军役制度及军户的应对策略入手，再现政策与人性的博弈，反思明朝治国得失，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好制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形态富有启迪意义。

【编辑：Stan】

此为本书书稿的删减版，更多详细内容请听完整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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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